心靈卜手《紫微學堂_章真言》

1929-1936年被称作广东历史上的“陈济棠时代”。1980年邓小平同志接见陈济棠之子陈树柏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陈济棠在经济、教育、社会救济方面成就卓著，同时他迷信风水扶乩。看似矛盾，其实不然。陈济棠的立身行事，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经济现代化与文化本土化同时并举的调和思潮。他所信任的两大术士翁半玄与詹天眼，是近代岭南“新道教运动”(或称“鸾堂运动”“济度宗教”)的重要人物，也是民国时期有所作为的慈善家，1936年移居香港，在香港和海外华人当中至今仍有影响。

陈济棠扶乩

1936年夏，陈济棠举兵反蒋失败，黯然下野。事后，有关“机不可失”的笑话不胫而走，大意是，举事之前，陈让术士翁半玄、詹天眼扶乩，向吕祖请示，得到“机不可失”的乩语，认为时机已到，决意联合桂系起兵，谁知他手下的广东空军扫数北飞投将。

这个传说版本甚多，其中一种是在“机不可失”的前面加上“失魂”“无谋”四字，被解释成蒋介石魂飞魄散、彷徨无计。事后的解释则是：“失魂”是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挂印封金”以示抗命，“无谋”则指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带兵投蒋。

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1931年在陈济棠治下当过广州市社会局长，曾披露过另一版本：“草头倒无人无人　水水水水水　南国有奇谋———大吉”。草头倒，意谓蒋介石失败；无人者，中央无领袖；五个水字，象征陈济棠；南国有奇谋，意谓两广反蒋谋略高明。陈济棠下野后，人们另作解释：草头，蒋氏也；“倒无人”是一个“到”字，指蒋介石重返广州；五个水字，指陈的手下李汉魂、黄涛、李洁之、李江、邓龙光(字剑泉)反对举事；南国有奇谋，指大将余汉谋(字幄奇)投蒋；“大吉”，指陈济棠被迫溜之大吉。(《逸经》1936年第16期第51页)

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吕祖的乩示为“两可”之言，怎么理解要看各人的智慧。这就意味着，嘲笑陈济棠的人，还是认为吕祖乩示很准。由此看来，他们也不比陈济棠高明多少。

扶乩从唐宋时代开始盛行，最初是科举文人在考试前用来猜题，或在放榜前预卜能否上榜。乩手都是八面玲珑之人，不会提供明确答案，而是放出可作多种解释的“谜语”，让求乩者自己去猜。

晚清以来，科举精英未能有效应对西方挑战，对社会动荡忧心如焚的中下层人士，认为中国进入近代“劫运”，向吕祖等本土神明寻求启示以救世“避劫”，行善劝善以求普度众生，这是鸾堂运动的核心理念，也是近代扶乩活动在城乡各处普遍出现的主要原因。尽管陈济棠将扶乩用作举大事的决策依据，不足为法，仍应看到他们行善劝善的一面。

近代鸾堂运动的实质在于“神道设教”，即利用一般群众对神明的敬畏心理，假借神明之笔(扶乩所用的木笔)，宣布近代社会礼崩乐坏，必须重建道德体系，做善人行善事，希图以此改良社会风气，应对日益危险的变局。这一套设施与操作，对坚持传统文化、抗拒全盘西化的各界人士很有吸引力。道堂通过扶乩吸引社会人士广泛参与，得以筹集善款，办理慈善事业。这是近代鸾堂运动的积极一面。

陈济棠出身于有着浓厚传统信仰色彩的家庭，他哥哥陈维周热衷风水、看相。民国初年，陈济棠从军校毕业后，到海南当训练员，因细故被撤差，流落海口，有合浦人林国佩(钦廉同乡)资助他回广州的路费，之后从一个连长迅速高升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氏发达之后，秉持“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传统理念，将林国佩招到身边。林国佩与陈维周一起，召集各路术士讲求堪舆、风鉴之术，将汕头金兰观翁半玄、黄国琦，汕头存心善堂詹天眼引荐给陈济棠，令陈氏十分满意，1934年得以当选省参议会议长。

1970年黄国琦在香港领衔重建金兰观。香港金兰观的《金兰特刊》称，金兰观前身金兰坛始创于1831年，创始地在潮阳达濠(今汕头达濠)。2005年，汕头大学图书馆金文坚拍摄了达濠金兰观碑刻照片，碑刻显示：1897年中秋，达濠埠天市楼信士请仙，喜得吕祖降坛，众道侣遂捐资建筑金兰观。碑立于光绪癸卯年(1903年)，落款者7人，创始人之一翁东旭，即翁半玄之父。翁半玄天生聪颖，子承父业，为金兰观主乩手。黄国琦，广东丰顺人，汕头巨商，曾担任汕头汇兑公会主席，也是达濠金兰观领袖之一。

詹天眼，又名詹慕禅，广东潮阳人，先后就读潮阳东山中学、广州市民大学，1923年在汕头创办《天声日报》，自任社长，又兼任潮阳棉安善堂念佛社总理、汕头存心善堂董事。潮阳棉安善堂、汕头存心善堂供奉佛教大峰祖师，金兰观以道教吕祖为主神，表面上看似乎分属释、道两教，然而两者的信仰内容基本一致，都主张三教(儒释道)合一，认为近代中国进入“劫运”，玉皇大帝派遣关公、吕祖、慈航道人(观音)等神仙佛下凡，救斯民于水火。在1840 -1949年间，信仰这种学说的人数之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据近年学术界的估计，直至1940年代，信仰“救劫”学说的各界人士，总数仍在3000万以上。

鸾堂运动与慈善事业

1933- 1936年间，广东仁爱善堂、广州市救济院这两家广州规模最大的慈善、救济机构，其创办与扩大，恰恰与鸾堂运动相伴随。黄国琦于1933年出任广州市救济院院长，次年黄氏辞职，由翁半玄接任。在陈济棠大力资助下，救济院扩建房舍，增加设施人手，收容、教养流民乞丐，施加职业培训，应视作他们对社会的一种奉献。广东仁爱善堂，由黄国琦、詹天眼担任正副主任，办理善事也卓有成效。

香港《金兰特刊》称：“一九三二年，广州陈伯南(济棠)将军慕名，亲自诚奉金兰坛至广州，并遵照师尊乩示，实行减税收、增学校、设救济院及养老院等，当时可谓物阜民安，极一时之升平。到一九三四年，师尊更指示，希望于各学校加设孝经课，创仁爱善堂，扩充救济院至广州石牌……”言下之意，陈济棠创办仁爱善堂、扩充救济院，都是遵照“师尊”指示办事。

1932年陈济棠是否曾亲自从汕头恭奉金兰坛到广州，未得其他史料证实。不过，陈济棠秘书温翀远回忆，1934年春间，陈氏在梅花村公馆中“设坛供奉，朝夕膜拜，求神保佑”，这应该是真的。(《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辑第347页)

1934年9月，广东仁爱善堂在广州道教三元宫成立。10月，陈济棠在演讲中称：“……同人等成立这间善堂，一方面本着互助的原则，发挥慈善事业的精神，来发扬我们固有文化道德的优点；一方面积极整理内部，清除流弊，为慈善界起衰救弊。”陈济棠亲自出任仁爱善堂董事长，董事有广东省主席林云陔、“赌王”霍芝庭、“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以及第一集团军、广东省政府各要员。黄国琦、詹天眼(詹慕禅)、翁半玄均出任董事。(《仁爱旬刊》创刊号)

仁爱善堂选址三元宫，有其特别含义。三元宫原是东晋南海太守鲍靓的“越冈院”，即修道之所，传说鲍靓最终得道升仙；鲍靓之女鲍姑，用院内虬龙井的井水煲药，为百姓治瘟疫。三元宫可以说是广东道教慈善事业的圣地。另一方面，在道教系统中，吕祖为“有求必应”的医药之神；近代以来每有瘟疫发生，鸾堂多通过请吕祖“临坛”降下仙方治病救人。三元宫后座的吕祖殿，规模闳敞，可容纳大批信众到此礼拜。

善堂董事副主任詹天眼，于1935年5月1日在广州电台演讲，报告善堂工作进展：已次第开办施医赠药，现有医生11人，每日来堂求诊者五六百人；得粤汉铁路赠与西华路大洋楼一座兴办育婴院，可容纳婴儿200名，很快将投入使用；将应元宫改作养老院，明年2月可交付使用。在半年时间内，善堂已参与赈济广东南路风灾、黄沙火灾、小北火灾，并修筑了雷州所属堤围等。

詹天眼强调，善堂还有一重“宣化”任务，即“阐扬仁爱八德，劝导为善，转移风化”。这方面的计划，一是搜集先哲嘉言懿行，汇集编纂，印成丛书，同时并征集各类善书，作为赠送及阅览之用；二是出版刊物，建筑善书阅览处；三是组织宣讲团，赴各医院待诊室、监狱及其他公共场所，宣讲德教。由此可见，鸾堂运动将慈善与道德教化完全融为一体。

仁爱善堂开办费，主要由陈济棠、陈维周捐出；不足部分，由副董事长霍芝庭垫支。1935年2月善堂举行博物展览会，收入3万元；通过组织政要名流募捐队，向商界人士征求会员基金常费达6万多元。善堂开办初期的各项收入，合计达15万9千多元。(以上资料，均见1935- 36年《仁爱》旬刊各期)广州原来规模最大的爱育善堂，每年收入最多也只是四五万元。

黄国琦、翁半玄先后担任广州市救济院院长，陈济棠、莫秀英夫妇捐献巨资给救济院，并在石牌新院内兴建“莫公纪念祠”，以纪念莫秀英亡父，这栋楼也是救济院总院办公处。莫公纪念祠至今仍屹立在华南师范大学校内，用作校友会基金会办公楼。仁爱善堂、广州市救济院的出色成绩，确与陈济棠的虔诚信仰有着重要关联。

后话

1936年7月18日晚，陈济棠眼见反将失败，顺势下野，一家人乘坐英国军舰赴港避风。当时有些外地媒体探报不实，登出陈济棠临走前枪毙翁半玄的“新闻”，实则并无其事。翁半玄与林国佩在同一天深夜乘坐广九铁路列车逃出(1936年7月20日、22日《香港工商日报》)。在此前后，黄国琦、詹天眼也相继赴港。

1940年，翁半玄在香港病逝，金兰坛事务由黄国琦主理。历经30多年的生聚教训，到1970年，黄国琦与翁半玄之子翁以立，召集旅港潮人信众，在元朗屏山唐人新村兴建香港金兰观，除修道扶乩外，还筹集善款进行大规模的施医赠药，从1971年起一多年时间内，已施诊一万多人次。2000年，金兰观被香港政府认定为“法定认可慈善机构”。

詹天眼去港后，经商之余仍从事与鸾堂运动相关的活动，勤于著述，有《德教心典释义》《阐道八宝》等行世。所谓“德教”，是发源于潮汕地区、在东南亚华人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信仰体系，主张五教(儒、道、释、耶、回)和谐共存，是华人鸾堂运动在海外的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指出：“金兰观等济度道教团体展示了以复归、鼎革传统为主导方向，谋求保存自身文明体系的历史心性，从而使得救劫济度的信仰有效地楔入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可能。”(陈进国：《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8- 279页)整个近代鸾堂运动都深具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由此创生出纯粹本土性质的慈善事业。在注意这场运动的“迷信”成分之余，似也应看到它是本土文化对近代变局的一种应变之举。

◎陈晓平，学者，现居广州。致力于粤文化的研究。

圖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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